世界在变化。我弟弟从一个整天拨弄着他的那堆塑料小人嘴里噼里啪啦打仗的小屁孩儿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刚刚结束高考的踌躇满志的青年。对于这个事儿一时我无以应对，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苦口婆心地讲述我中学时期的辛酸往事他就已经高中毕业了。并且拿着609分问我应该怎么报志愿选专业。“这是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我故作深沉的说。而当我盯着重点高校那些密密麻麻的理工科专业的时候我便范嘀咕：看来他必须从这些伟大而无聊的方向中选择一个。

      2006年，中国有上千万的青年参加高考，他们怀着远大的志向或者尽早脱离苦海的急切心情和对铺满鲜花爱情知识自由的大学草坪的美好向往参加高考了。他们对等待他们的东西一无所知，就像当年的我们。还是阿城老人家看的透彻：“小学为什么要六年？中学为什么要六年？活生生让人混到十八岁！其实是因为十八岁以下为儿童，儿童不能到社会上去做工，童工是非法的，于是将他们管制在学校里磨时间，磨到法律的底线。”

       世界在变化。明天青藏铁路就可以全线通车，神秘的西藏将向更多的游人展示自己的神秘的面纱，至于麻木的游客们能不能揭开这个面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不过这还是个伟大的事情，和前一段爆破成功的三峡工程一样伟大，这些伟大的事情当然都归功于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这无可非议。我为此而鼓掌欢欣，甚至也将西藏之旅列入今年的旅行计划，这是我今年的第二个旅行计划，第一个是云南，不过很快就泡汤了。

      我也在变化。今年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时事的关注，这倒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个沉溺于自我世界的怪人，而是我发现我必须得看清楚这个世界，要不然无论做什么都举步维艰。比如最近俺也看起世界杯来了，这时候如果不看世界杯就进不了大众的话语圈。虽然我现在都搞不清楚什么叫越位但是也看得有滋有味。我把足球当电影看，90分钟时间刚刚好。呼呼呼的球迷在为这部电影配乐，或者玩人浪制造气氛，使我很容易就融入其中。这部电影中有暴力，也有悲情；有可以令人嘲笑的愚蠢，也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狡猾；有千钧一发的绝妙进攻，也有拖沓冗长的保守打法；有主要人物的表情特写，有人物关系明确的大全景跟拍，也有说得过去的剪辑点；有木讷的机器人一样的解说员，也有激情澎湃喊着“意大利万岁”的解说员。

      作为一个伪球迷，看到沉闷的90分钟快要过去，就在最后十几秒的时候意大利球员格罗索聪明的创造了一个点球，托蒂也漂亮的攻入了这个点球，这的确令人激动，不过真正把我带入这种激动的气氛的，正是黄健翔的失声的解说。声音比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更容易制造气氛，他的“意大利万岁”让我的有点激动变成非常激动，激动万分。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这么投入的解说赛后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表扬，可是第二天才知道恰恰相反，不但如此，黄健翔还为自己的失声解说写了致全国球迷的道歉信。

      这个问题不在于在这么高的收视节目上喊一个法西斯国家万岁有什么不良社会影响，而在于中国人在媒体上听到的真实的声音太少了，少得可怜，黄健翔是真的热爱意大利足球，在看到自己喜欢的球队获得胜利情不自禁的喊出自己心里的声音，难道这也有错？只不过大家都习惯了天天面对那些呈微笑状的拉起的皮肉和毫无任何感情色彩的所谓“客观”的声音，所以见到了真正好的真实的东西却有不良反应。这就好比一个得了失语证的哑巴忽然喊出了声音，他非但不高兴反倒给了自己一耳光，“为什么要说话！我可是个哑巴！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哑巴所以我就是个哑巴，我就不能说话！” 真是愚蠢至极。

      黄健翔的道歉让我失望，可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以保证以后有更多次喊意大利万岁的机会，但愿如此把。

      娱乐媒体像一只满身脓疮的怪，而窦唯只是一名冲动的战士，在搏斗中却弄得自己一身污垢。社会是病态的，我很难说这其中有谁是真正健康的，窦唯的冲动是一个热血男人的正常举动，事后却被新京报庸俗的解释为“是艺三分毒”。

      应该清楚地看到，在事件前后，这么多年来，窦唯才是真正受害者。

      阳台上的衣服在滴水，我睡足了觉光着身子爬起来伸了个懒腰，窗户外面是一棵香椿树，现在叶子已经长得很多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母亲让我起在墙头掰香椿芽儿的情景，当时我小心翼翼，但是很兴奋，回忆就是有时候可以让一些看似普通的事情变得美好、严重起来。

     小孩儿们打闹的声音让这里变得更加安静，阳光很好，风大小正合适，我探出脑袋，看到一个老头艰难的移动着步子在给小花园里的花浇水，他提着一个红色的水桶，半蹲着端详了半天，他也许在看着这些嫩芽在生机勃勃的生长，他也许会感叹自己的衰老，回顾自己的像这些嫩芽一般的少年时代。也许不会，我看不到他的脸，但是我一样觉得感动。

      我想我的身体已经不再生长了，两年了我没有再量过自己的身高，我打开双手，我想有些东西在我的身体里面变化着，现在察觉不到，也许十年之后或者更短的时间我便会察觉身体的衰老。谁知道呢？

      今年的谜笛音乐节大家都有各自的说法，不过我好像没什么看法，我站在朝阳公园的广场上，站在谜笛黑色的舞台下面，站在鲜活的不可一世的青年旁边，忽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节日，我已经没有两年前那种兴奋与冲动，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是个流动的外乡人，我越来越喜欢安静的民谣和悲伤的歌剧，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摇滚”，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