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与电影人物的距离感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谈到自己为什么不在拍摄记录片的时候说，他发现记录片存在一种局限，人们很难在摄像机前表现出自己真实的一面，所以它宁愿放弃这种捕捉不到的真实去选择用假眼泪、假感情来制造一种荧幕上的真实。就是说人最真实的那一面往往在独处的时候或者处在一种情感的极端状态的才会表露出来，而这些作为一个记录片的拍摄者是无法捕捉到的，最多，在他们面前你只能是一个抗着机器的旁观者。

贾樟柯的电影一直都有一种纪录片的质感，他说“我无法把镜头从他们的脸上移开”，这个他们，就是中国最普通的最底层的人数最多的那一部分。他显然不会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记录者、旁观者，他要表现他们身上的哀愁与伤感，他要表现他们的可爱与真实。所以他用了很多非职业演员进行本色演出，就像韩三明，他在镜头前扮演的也是真实的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演员在镜头前面都有些生涩和拘谨，甚至有时候摆拍的痕迹很比较明显，这让观众很容易注意到摄像机的存在，不利于观众“进入电影”。而他的镜头运动非常安静、平缓，很少使用特写镜头，这也是为了避免摄像机对人物的打扰。这就使得贾樟柯电影里的人物与观众之间始终产生了一种距离感。

《东》有一个记录刘晓东到一个刚死去工人的家里探望的段落。死者的亲属们怯生生的站成一排望着刘晓东和摄像机，那些木然与无知的面孔让我感受到刘晓东说的那种巨大的“悲哀”。孩子们接受刘晓东送给他们的毛绒玩具，刘晓东一个一个的把玩具放进孩子们的怀里，问着“喜欢吗？”同样因为摄像机的存在让我感觉这个赠送变成了一项仪式或者一种“表演”，孩子们失去父亲的伤痛已经被这种“表演”的形式冲淡了。除了老者演中默默流淌着的眼泪，已经没有什么是真实、可爱的了。我想，这并不是记录片应该做的。

摄影机记录的面孔只是一种旁观的现实，而我想电影最需要的还是透过影像手段所塑造出来的真实，贾樟柯已经拍了7部长片，这种距离感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他自己的一种影像风格。或者说进电影院观看电影的人也基本上不可能使自己与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建立起一种亲近的关系。

微弱生命的歌唱与舞蹈

看完《东》，脑中还残存着刘晓东画面中的赤色身体和泰国姑娘们坐在那张大床上唱着的歌。这些深色皮肤的年轻女人，刚才还在镜头面前极不自然的互相开着玩笑来摆脱摄像机面前的尴尬，不过当歌声起来的时候，她们变得异常认真、平静与伤感。歌的内容和旋律已经变得次要，重要的是这种歌唱的状态。她们在歌唱的时候沉入了疲惫的、真实的自我，这就是她们，这些最朴素的最普通的最底层的人群对一种对情感的、生命的表达。

歌唱与舞蹈一直是贾樟柯电影中很重要的一种语言。唱一首流行歌曲，身体跟着粗糙的音乐舞动，这对于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中国底层人群来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表达方式。《任逍遥》中斌斌那无力的、无助的青春在巨大的现实面前面无表情的唱着那首任逍遥；《三峡好人》中沈红找到了两年未归的丈夫，见面时感情矛盾而复杂，两个人顺着水边潦潦草草的跳着一支舞；《站台》透过现实展现了一种诗意的伤感，当那些年轻的姑娘在大卡车上面对无边无际的公路和丘陵起舞的时候，那种形态就像盛开在荒漠里的花朵。